“消费驱动”如何助力中国经济新增长

（本文作者车翼，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紧张与贸易摩擦频发，持续削弱外需基础，出口订单波动加剧，外向型产业压力显现。与此同时，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数十年的传统投资驱动模式也逐渐疲软，基础设施建设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新增项目的经济与社会回报远不如早期项目。地方政府债务，财政增收乏力，使得依靠高投资、高负债推动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在内外因素交织共振下，中国亟需挖掘和培育新的、更可持续的核心增长动力，从而顺利推动发展模式的转换与转型升级。

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九大重点任务之首，明确释放出增长模式加速调整的信号。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由依赖外需和投资的外向扩张型路径，逐步转变为以内需驱动为核心的内生型经济增长模式，特别是以消费驱动的增长逻辑日益显现。同时外需减少与投资放缓、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等也制约消费能力的释放。站在历史性关口，中国未来的经济究竟应继续依靠投资驱动，还是扩大消费需求，这不仅是一个经济路径的选择，更是一场关乎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1、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工具和保障独立自主的稳定锚

2024年第四季度GDP增速达到5.4%，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当年推行了“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直接拉动消费达到1.3万亿元，政策成效显著。消费不仅在生产、分配、流通各环节中发挥驱动作用，也对资本配置方向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通过市场选择机制，消费需求能够有效倒逼供给侧进行创新与效率提升。例如，华为在智能手机领域的崛起，正得益于国内市场庞大的消费需求所提供的试错空间和规模红利。在外部环境不畅的背景下，强大的需求市场为企业技术研发和迭代提供了经验，为突破关键技术的封锁提供了内循环支撑。

面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现状与“小院高墙”式围堵，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仅成为保障关键产业链稳定航行的“压舱石”，更是防止核心技术被封锁的第一道防线，是国家经济的战略大后方。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完善国内市场的竞争机制，促使企业在外部风险中保持国际竞争力。因此，扩大内需不应该是短期刺激之举，而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有力工具和保障国家经济独立自主稳定锚。

2、供给侧改革和创新可以释放消费潜力

尽管面临挑战，中国经济仍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由于前三十年以供给侧为主导的高速发展，许多企业形成路径依赖，竞争策略仍集中在“降本增效”等传统手段，忽视了消费结构的深刻变化。这一供需错配导致部分潜在消费需求难以被有效释放，引发结构性矛盾。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企业能否精准识别消费需求变化，并进行有效投资以激活结构性机遇中亟待开发的蓝海市场。

县域消费的消费潜力：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拓展中国消费市场打开了广阔空间。城乡融合进程的加速，有效激活了乡村地区的消费需求，使得县域市场正成为内需扩张的重要增长极。对乡村的有效投资，可以促进乡村居民增收，释放本地消费潜力，进而拉动乡村旅游、绿色产业等新兴业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产业化同样可以促进居民增收，激发城市人口对乡村产品的消费需求。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将为数字产品下沉铺平道路，激发电商平台对农村市场的深度挖掘。某多的崛起正是成功撬动下沉市场的典范。

“银发经济”的蓝海市场：截至2024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1亿，但适老化产品与服务的渗透率亟待提升。开发银发产品市场，推动形成覆盖健康养老、智慧医疗、康养旅游与适老服务的全链条消费场景。这一领域不仅能满足老龄社会的结构性刚需，还能带动一批产业升级和新就业岗位的产生，推动经济由人口红利向“银发红利”平稳过渡。国内如“泰康之家”等养老社区的成功探索，已初步证明了该领域的市场潜力。

生活性服务业革命性机遇：在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向品质化、多样化转变的背景下，传统服务业已难以满足日趋细分的生活需求。生活性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正逐步从基本保障型向品质提升型、体验导向型演进。随着大语言模型等AI技术的突破，数字化生活服务正快速崛起，如智能顾问、AI理财助手等多样化消费场景。技术的普及与平台化拓展将进一步降低使用门槛，扩大用户群体，释放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这些领域的共同特征是：政策支持力度大、技术壁垒高、需求广泛且潜在利润可观。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配合需求侧激励，这些市场有望释放较大的边际效益，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引擎，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动力体系。

3、以制度型开放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扩大内需意味着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构建国内国际的新格局。其核心在于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数字贸易、绿色标准等关键领域推动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深度接轨，通过规则层面的连通打通内外资源循环通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要素流通与结构性制度改革，将为内需潜力的持续释放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

要素流通升级：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通，不仅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还有助于拓宽投资渠道。同时，应该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完善要素跨境流动的监管与协同机制。这将为跨境电商、在线医疗、远程办公等跨境服务贸易扫清障碍，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拓展开放空间。

通过调整，突破内需限制：要实现内需扩张的可持续性，应培育多元化、有活力的需求主体，激活民间资本的有效投资，推动其在内需方面积极布局。建立更加完善高效的维权机制和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可以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程度，提升消费信心。同时，发展与国际接轨的优质理财服务，完善商业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此外，深化职业技术教育改革，提升蓝领劳动者技能与薪酬水平，将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内需的持续性和支撑力。

制度型对外开放不是简单的政策优惠或市场让利，而是通过规则和标准的国内国外双向互动与制度创新，打破供给端供给质量不足的现状，激发需求端消费活力，让开放促进改革，改革拉动需求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能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更为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创新驱动”的高质量转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

综上，笔者认为：要坚定迈向消费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中国经济正处于动能转换的历史性十字路口，如果被动等待消费的自然缓慢复苏，则可能错失新一轮的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赋予的宝贵转型窗口期，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陷入被动。选择扩大消费，要求企业主动摒弃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勇于在消费潜力挖掘、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等关键环节中先行探索、率先突破。唯有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才能真正打通内循环。

历史经验与大国发展规律昭示我们：可持续且有韧性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内需基础、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有利于生产力持续释放的高质量制度体系之上。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复杂局面，中国的战略选择已日益清晰——必须以消费升级为核心工具，以科技创新和精准有效投资为关键支撑，以深层次的制度创新为根本保障，三位一体协同发力，共同构建以内需为主体、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新引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构建以消费为核心驱动的增长机制，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博士生邵心玮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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